玉器时代的绝唱

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,前身是一条从新疆向东西方运送和田玉的“玉石之路”。考古发现表明,早在商周时期,也就是丝绸之路开通1000多年前,新疆和田玉就通过玉石之路送往中原地区,成为王公贵族的宝物。从西周起,王室、贵族祭祀、朝觐和起居都要用玉,并有繁褥的规定,玉成为礼制的重要象征。徐州博物馆的馆标――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龙形玉佩,就是这样一件文物珍品。

玉龙长17.5厘米,宽10.2厘米,厚0.6厘米,比一个巴掌略大,以和田白玉雕琢而成,玉质温润,又有玻璃般的光泽,由于在陵墓中埋藏2000多年,龙身局部有沁斑。玉龙造型威猛刚劲,身体卷曲呈S形,张须露齿,双目圆睁,鬣毛向两边卷曲,前肢曲折,爪趾锐利,龙尾上卷并平削,通体饰蝌蚪状的涡纹。玉工采用阴线刻、浮雕和局部透雕的技法,把龙潜深渊、蛰伏待时的意蕴表达得淋漓尽致。玉龙眼睛下方有一钻孔用于佩戴时穿系丝线,表明这是一件佩饰。

在中国玉器史上,战国至西汉是一个工艺高峰。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,以及铁器和砣机的使用带来了琢玉工艺革命,使玉器一改几千年来的古朴,而变得精雕细琢,对此,有专家归纳出“五字诀”:利,边缘直切下去,锋利得可以割破手;亮,抛光后玉器光洁明亮;凶,动物形象凶猛;细,花纹扭曲宛转,比发丝还细密,被称为“游丝毛雕”;空,大量使用透雕镂空,更显灵动。S形玉龙就是在战国时期出现的,不过基本是横S形,竖S形只见于西汉早期的王侯墓中,徐州狮子山的这件竖S形玉龙,如此精美又如此巨大,在国内堪称首屈一指。战国时期,群雄争霸造就了强健、尚武、进取的社会风气,直接影响了玉器的审美取向,这件出土于汉早期楚王墓的玉龙就有明显的战国遗风――到了汉中期,皇权强化加之四海升平,玉器风格变得温顺柔和――可以说,这件玉龙是中国玉器史上威猛时代的绝唱。

尽管在古代即被盗过,狮子山楚王陵仍出土了2000余件各类文物,其中,玉器是最大亮点,有金镂玉衣、镶玉木漆棺、玉璧、玉戈、玉璜、玉觽、玉卮、玉枕等200余件(组),品种之丰富、玉质之优良、工艺之精湛,在全国考古发现中无出其右。

这么多价值连城的美玉,盗墓贼为何弃之不取?原来,在汉代礼玉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,一般人不可佩戴使用,盗墓贼拿走玉器不仅无法销赃,而且容易暴露自己的罪行,因此只取可以镕铸的金银器。

在中国,玉器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审美范畴。早在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,玉器被认为可以沟通天地、神灵和祖先,人们用最虔诚的心态和原始的工具,耗费大量时间制作玉器。到了夏商周,原来的部落首领变成了统治国家的王,社会制度和个人生活都被纳入严密规范的礼仪制度中,玉器也从神玉变成了礼玉,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,仅祭祀时就有“六器”之说:以苍璧礼天,以黄琮礼地,以青圭礼东方,以赤璋礼南方,以白琥礼西方,以玄璜礼北方。这么做有其时代背景。当王国聚合了越来越多的族群甚至原来的敌人时,如何保证文化的认同和王权的尊严就成了首要问题,被认为吸收天地灵气的玉器成了礼法制度的载体。春秋时期,孔子儒家赋予玉君子的美德:玉器温润而散发出光泽,这是它的仁德;清澈而有细密的纹理,这是它的智慧;坚硬而不萎缩,这是它的道义;清廉而不伤人,这是它的品行;色泽鲜明而没有污点,是它的纯洁;受到伤害而不屈挠,是它的刚勇君子比德于玉,成为后世玉文化的核心。

当时的社会风尚是“君子无故,玉不离身”。玉器要成组佩戴,走路时有韵律地叮咚作响,步幅、速度应与佩玉相和谐,以表现君子的仪态、气质和风度。由于狮子山楚王陵曾被盗贼扰乱,这件S形玉龙和哪些玉器配为一组就成了千古之谜,然而佩戴如此硕大沉重的一组玉佩并不是件轻松的事,因此专家推测,楚王只在出席非常重要的仪式时才会用到玉龙。

那么,玉龙来自何方?是朝廷的赏赐还是楚国本地制作?专家们倾向于后者。一则战国时,楚国玉器独步天下,很多玉器即使在现代也难以仿制,而西汉初年的楚国,在地域上与战国时期的楚国有相当部分的重合,制玉传统仍在;二则徐州汉墓几乎每座都有玉,举凡汉玉品种应有尽有,外地难以比肩,在徐州白云山西汉墓中还发现了一批玉料、边角料和残破玉器的改制件等,说明楚国当地有玉器加工作坊。狮子山汉墓中发现了一批造墓时的工具,有些工具的尖头部位为炒钢制品,这是中国最早的炒钢,比欧洲早了1800多年,这样的工具无疑会提高玉器加工的水平。

关于这座楚王陵的主人,有第二代楚王刘郢客和第三代楚王刘戊两种看法,后者正是和吴王刘濞发动吴楚七国之乱的楚王。就像历史上无数次发生的那样,曾经富可敌国、盛极一时的楚国,以及王的煊赫、王的威严和王的野心,早已在时间的车轮下烟消云散,只留下玉龙这样的精华文物,把2000多年的沧桑化作永恒,作为历史的映像供人们去遥想和追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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